新聞導讀：“大蒜門”事件；百億資金的歸宿；給民間資本松綁？下一站駛向何方？

　  　 如何讓左沖右突的巨額民資和資金普遍叫渴的民企建立直接“供需要道”、讓前者轉身投入于制造業，改變浙江工業經濟低位運行現狀的愿景，這是浙江亟待破解的一道命題。

　 　 資金如水，逐利而行。

　　   如今，民間資本的投資活躍度與流向，已被視為經濟企穩回升能否持續的關鍵所在。然而，就在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間資本用觸角窺探著每一個能有豐厚回報的行業時，風險也隨之而來——在宏觀調控的大形勢下，民資在房地產、煤礦等領域的投資相繼遇上瓶頸。

　　“怕的就是投資環境改變。”更何況，困惑、焦慮的背后，還面臨著來自多方的質疑與壓力。時至今日，盡管仍有不少浙商依然像螞蟻雄兵般不停尋找高風險、高回報投資機會，卻始終難以按照一條有序的軌道進行正向積累與前行。

 

　　  “大蒜門”事件

　　  11月，因為被傳“能抗甲流”，小小蒜頭價格頓時走出一波暴漲行情：在廣州，大蒜批發價從6月份的每公斤1塊漲到8塊多；杭州的大蒜價格也是一路飆漲，目前僅批發價就高達每公斤10塊多。而在這番令人眩目的財富神話中，裹挾5000萬元游資的溫州商人也再次成為焦點。

　　 一位長期從事大蒜貿易的商人表示，大蒜幾十倍上漲，除了供求關系決定之外，炒家也是重要因素。有關媒體引述業內人士的說法稱：“目前有大量溫州游資進入北方大蒜市場，投資人來自各行各業，例如皮鞋、五金、房地產等。”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上述消息剛一披露，就在網上引發了強烈反響，在國內頗具知名度的第一財經論壇上，有網友甚至直斥溫州人炒大蒜是在“發國難財”。一時間，才在山西煤炭整改風波中驚魂未定的溫州民間資本又在不經意間深陷“大蒜門”漩渦。

　　“做大蒜生意能賺錢，溫州商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面對來自民間的詰問，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溫州人做大蒜生意以前就有，因為最近流感爆發，大蒜屬于健康食品，前景非常看好才突然熱起來。”

　 　之于下一步溫州商人是否會改變投資方向？“基本是跟著市場走，哪里有利潤，就投哪里。”周德文說。——誠如資本的逐利天性。

　  　而同時，媒體也關注到另外一個細節，那就是在這些放大了市場供求、推動蒜價暴漲的游資間，也有一部分是來自山西的浙江籍煤老板——正如先前周德文所言，折戟沉沙之后，那些黑色資產所變身出來的數“億”銀行存款，同樣也在小心翼翼地窺探、尋找著每一個可能“逐利”的機會。

           這中間，介入大蒜市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百億資金的歸宿

　　     此前據估計，由于山西煤改，浙江籍煤老板的變現資金至少將達到數百億元。導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在撤離的民間資本中，僅有較少的一部分回頭再次投入煤炭行業，更多的民間資本則流向了其他行業。

　     　蒼南人金茂林至今在襄汾仍擁有一座30萬噸的煤礦，但早在一年前，他就將手里的另外幾座煤礦出手，轉行主做養殖業。

　　     金在當地開辦了一家禽業公司，投資生態肉鴨養殖及深加工項目。如今，他的標準化種鴨廠、冷凍加工廠、飼料廠、羽絨加工廠等陸續投入運營，完整的生產鏈條初具規模，很多失去煤礦的煤老板也成為了他的養殖戶。

　　 “雖然利潤不能和做煤的時候比，但也算找到了一條生存的路子。”他說。

　   　農業之外，在房地產持續火熱的背景下，煤老板也成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各大售樓部的常客。導報記者了解到，位于杭州錢江新城的幾個高端樓盤，今年以來就接待了不少來自山西的浙江籍煤老板。而最近，周德文也正忙著帶幾位溫州煤老板在浙江上虞、慈溪、仙居等地考察。“主要是針對這幾個地方的工業園區、房地產等產業進行一次全面了解。”

　 　然而，盡管有的已經著手尋找新投資目標，但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還是有不少煤老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黃長榮曾經是溫州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上世紀90年代，他用積攢多年的資本買下了山西陽泉的一個煤礦，折騰十多年后，黃積累了億萬身家，但眼下似乎好景不再。

　　  “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干點什么了。”他說，自己已經不可能從頭開始創業，目前又找不到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投資渠道。

　　 “經過山西這次教訓后，現在很多人都拿著錢不敢動。”周德文說，銀行的存款大幅增加就是佐證。“但溫州人的投資熱情還是很高的，找項目的眼光也很敏銳。只是接下來會更加謹慎，更多依賴政府引導和社會力量的引導。”

　     　對此，他認為“國29條”中對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機構、設置金融機構的明確表態不啻為一個契機。

 

            給民間資本松綁？

　      　9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29條”)出臺，其中，“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機構”一點更被視為對民間資本的松綁之舉。

　　專家認為，文件傳遞出了一個重要的信號，那就是：中央政府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也鼓勵和動員民間資本投入到經濟建設中來。而在浙江，眾多民間資本早就對這個“突破口”躍躍欲試。

　　  “如果沒有發展可能，你準備做什么？”電話采訪中，導報記者問李多友。“小額貸款公司。”他笑著回答。李是蒼南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他告訴記者，自己的一些朋友在做小額貸款公司，據說做得好的話，整體利潤能達到百分之十幾。“如果獲得鄉鎮銀行的資質，產生的利潤更高。”他說。

　　   然而，一個現實是，之于目前民資豐富的浙江，小額貸款公司無疑“僧多粥少”。導報記者從溫州銀監分局了解到，溫州市民間融資總額每年約為2200億元。按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金最高額每家2億元來計算，溫州全市16家小額貸款試點公司可以利用的資金僅為32億，不及民間資本的一個零頭。

　    　因此，在周德文看來，下一步關鍵還是要“擴大試點的范圍”以及“盡可能地將一些地下錢莊合法化”。

　　李多友認為，目前中央政策很明確，就是放開讓地方去做，只是考慮到種種原因，地方政府可能還會有一些顧慮。但他個人的觀點是，小額貸款公司就應該放開，并且越多越好——因為“只有充分競爭了，利率才能夠充分地反映市場。”

 

          下一站駛向何方？

　　    但現實和理想之間似乎總存在著矛盾。

　    　當前的種種跡象表明，由于進入資源、金融領域的期望落空，以及外界對于“炒”房團、“炒”煤團的質疑和壓力，相當一部分浙江民間資本正以更為快速的步伐邁入資本領域。

　　    在溫州本地的房地產市場，市區新房均價已逼近同一時期的上海內環以內新房均價，房價之高在全國遙遙領先。其一片繁榮的背后，民間資本的作用若隱若現。據統計，僅溫州地區在房地產市場上就至少有1000億的民間資本進入，并且投資數量還在增加。除此之外，臺州、義烏等地的一些民間資本也均在不斷物色值得投資的房地產項目。

　   　又比如期貨市場，一直負有盛名的“浙江幫”依舊沿承了以往的主力地位，有關浙商大量囤積單位價值高且儲藏方便的電解銅、鎳塊、黃金之類的傳言也是不絕于耳。

　   　業內人士在接受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以來，金屬期貨成為浙商資金的主要“避風港”之一。像做低壓電器起家的天正集團，涉及房地產業、制造業和資本市場三大領域，在這波危機中，已將幾十個億的資金轉戰到資本市場。

　   　此外，民間資本在股權投資方面也不甘落后。導報記者了解到，目前浙江的創投機構總數占全國的14.6%，僅溫州資本成立的創投基金數量就有300多個，投資總額高達1500億元。

　　   但與上述民資前赴后繼奔向資本市場的熱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下，來自浙江省經信委不久前的一份問卷調查表明，當下浙江民企的生存依然艱辛。

　　  拋開冰冷的數據，政府始終希望民間資本能順利接好經濟復蘇的“下一棒”。

　　  一些專家也認為，讓左沖右突的巨額民資和資金普遍叫渴的民企建立直接“供需要道”、讓前者轉身投入于制造業，改變浙江工業經濟低位運行現狀的愿景，這是浙江亟待破解的一道命題。